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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胡适与反苏文学:通过《正午的黑暗》认清极权

2017-10-17 19:49

林建刚

胡适、周鲠生与《正午的黑暗》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,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,后来出任驻美大使。

驻美大使时期的胡适非常忙碌,但他毕竟是学者,一有闲暇就读书。1941年8月1日,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读《正午的黑暗》一书的感受:

读完了DardnessatNoon。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,被“刷新”而关在监里,受种种拷问,终于自承种种罪名,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。结果还是枪毙了。……描写很有力量。我劝鲠生读此书。

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·库斯勒(Arthur Koestler)的这本书出版于1941年,是较早描写苏俄极权主义的书,在西方许多国家影响深远,使不少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对苏俄的认识。

胡适在读此书之前,也曾对苏联产生了好感。1926年底,对于苏俄的大清洗与红色恐怖,胡适在跟基督徒谢福芸交流时,还曾站在苏俄这一边,认为西方舆论所报道的苏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。

1926年7月底,在致张慰慈的信中,胡适说:

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;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,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,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。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;他们有理想,有计划,有绝对的信心,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。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!……

……苏俄虽是狄克推多,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,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。依此趋势认真做去,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。

即使到了1939年9月,苏俄侵略周边国家,暴露出帝国沙文主义的本性,胡适也不愿意相信,在给朋友的信中说:

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,波兰被瓜分,芬兰被侵略,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。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,因为我的思想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。

然而,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记中,胡适则认为他的朋友对斯大林的评价颇有味:

Col.C.谈Stalin的一些故事,颇有味,他说,Stalin是今日全世界第一个dictator,Hitler不足比其残忍,然其人确有机智,能转变,故能久专权而不败。

这其中认识上的转变,似乎不能忽视胡适1941年对《正午的黑暗》的阅读。

胡适曾将《正午的黑暗》推荐给和他一起去美国的法学家周鲠生。周鲠生有没有读过这本书,我们现在不能确定。不过,后来在对苏俄的判断上,胡适与周鲠生产生了重要分歧。

据智效民先生的《从一场争论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》介绍,1948年,周鲠生在《中央周刊》发表了《历史要重演吗?》。文中,周鲠生对“二战”胜利后西方国家大力扶持日本与德国以抵制苏俄的做法表示了异议。

为此,胡适写了《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——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》。与周鲠生青睐苏俄不同,对这一时期的苏俄,胡适已经充满警觉,在这封信中,胡适写道:

……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。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,受的侵害,——老兄,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,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“新俄”的梦想,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。

这场论争之后不久,在朝代鼎革之际,胡适最终选择了离开,而此时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,则选择留了下来。

周鲠生1950年代曾通过在欧洲的陈源,劝胡适回大陆看看。陈源在给胡适的信中,转述了周鲠生对胡适的这种希望,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,还说可以保障胡适来去自由等等。对于周鲠生的劝说,胡适毫不心动。在信旁,胡适曾批注云:“除了思想之外,什么又是我?”

胡适、陈垣与《我选择自由》

其实,在胡适与周鲠生争论之前的1946年,胡适还读了一本反苏俄的书。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:

读Kravchenko’sIChoseFree-dom,很受震动!此君原是苏俄驻美采办委员会的金类专家,1944年他偷跑了,来到纽约避祸,向报界谈话,请求舆论的保护。

此书是他的自传,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,甚有力量。

读过克兰钦可(Kravchenko)的《我选择自由》(I Chose Freedom)的胡适对苏俄内部的残忍与恐怖有了新的认识,并对那些为了自由而流亡中国的白俄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与敬意。据后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的《对我父亲——胡适的批判》,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“白俄”的态度。胡思杜写道:

全国胜利来临时,他(胡适)离开了北京,离开了中国,做了“白华”,他还盛赞“白俄留居异土之可贵”。

当时,胡适看的《我选择自由》是英文版,此书在1947年即由当时的民治出版社出版,译名为《我选择了自由》。

耐人寻味的是,胡适还曾用这本书来劝说史学家陈垣离开北平。1949年4月,陈垣在《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》中曾回忆说:

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,关于北平的将来,中国的将来,……并且举克兰钦可的《我选择自由》一书为证。……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,比我看得多,你这样对我说,必定有事实的根据,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,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以《我选择自由》为证,胡适对北平将来的分析之所以在陈垣的脑中起很大的作用,也似乎与陈垣对“个人与国家”关系的认知有关。在《通鉴胡注表微》“民心篇”第十七中,陈垣曾写道:

孟子曰:“三代之得天下也,得其民也,得其民者,得其心也。”恩泽不下于民,而责人民之不爱国,不可得也。去国必有可爱之道,而后能令人爱之,天下有轻去其国,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。《硕鼠》之诗人曰:“逝将去汝,适彼乐国。”何为出此言乎?其故可深长思也。

然而,如果陈垣同意胡适的判断,为什么最终他却选择留下,并在1949年致胡适的公开信中称其为“错误的思想”呢?要知道,当时陈垣是国民政府抢救学人名单里的重点人物,有很好的机会离开。

陈垣之所以选择留下,除了年老力衰不想再动之外,还可能与刘乃和有关。据邓瑞全《陈垣发表〈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〉的前前后后》一文介绍,刘乃和是陈垣的学生,也是他的学术助手,此外,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。据悉,当国民政府抢救学人的飞机来接陈垣的当天,陈垣秘密离开了自己的家,躲到了刘乃和的家中。而且,陈垣后来所写的《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》,其实也是刘乃和帮助陈垣写的。看到这封信之后,胡适认为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没有了沉默权。

新文化运动时期,听闻苏俄革命的消息时,胡适曾欣喜的写下《沁园春·苏俄万岁》的诗词,然而,随着阅读的深入与人生的体验,胡适对苏俄的判断也产生了重大转变。胡适也曾把这些他所读过的有利于判断苏俄的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,例如周鲠生、陈垣等人。然而,在人生选择的时刻,陈垣、周鲠生都做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抉择。

我们是否可以说,对于一个人而言,从某种程度上,“选择了不一样的书籍就是选择了不同的命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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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0-17 19: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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